马寅初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杨志勇，原题为：《重读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基于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的假设，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他认为，生产关系已经搞得很好，问题在生产力发展。因此，问题不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发展还赶不上生产关系。实际上，生产关系也有需要调整之处，后来的制度改革说明了这一点。

马寅初（1882-1982）《新人口论》是新中国人口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对中国人口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在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下，中国人口形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失独家庭等已影响到社会正常运行。在这种背景下，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开始对既有人口政策的微调。这一政策已成为现实，但“单独二孩”政策在许多地方“遇冷”。

重读马寅初《新人口论》文集（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无疑有助于反思既有的人口政策，也有利于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的新选择。

“人口论”主要是“人口控制论”

马寅初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1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论文《纽约市财政》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财政金融等经济学多领域有着丰富的论著。他1948年出版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迄今仍是笔者的案头书，可供玩味之处甚多。人口学只是他的一个小小研究领域。即使去掉人口学的研究成果，也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并未涉及人口问题的方方面面。其所谓人口论，实际上是人口控制论，即阐述人口控制理由与如何控制人口的理论。人口增长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是人口控制论成立的基础。英国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早期人口论的代表人物。他所撰写的《人口论》认为，人口增长是几何级数的，而食品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因此食物增长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他认为，病、瘟疫，甚至战争，使得人口锐减，最终导致人口数量与粮食供应的平衡。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因此备受非议。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之所以称“新人口论”，是为了区别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基础与马寅初的表述有很大的不同，只是说到生产力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控制人口的理由；二是控制人口的建议。

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

马寅初认为，苏联的经验是生产能力的继续增长来自每年技术装备的倍增，中国也应该这样。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积累资金，加强技术装备，同时控制人口。如果不控制人口，工农收入差别愈来愈大，影响工农联盟。

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的理由是人口多资金少。中国人口基数本来不小，这是不争的事实。马寅初看到建国之后“人口增殖”太快的现实（人口增长在20％。以上）。

马寅初认为，当时中国的最大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1956年国民收入消费约占79%，积累约占21%。消费多、积累少，不利于生产。他主张，控制人口，以降低消费比例，从而多积累资金。

除了人多影响资金积累外，就业、资金积累、工业原料、科研、粮食等等，都是马寅初关于人口控制的理由。

马寅初认为，人多影响就业。如何“安插”人，一直是马寅初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看来，为安排就业，就不能多搞大型工业，而要多搞可以安插更多人的中、小型工业。这样，中国就不能很快地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大工业。总之，过多人口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导致不能大踏步前进。

马寅初指出，1957年增加1300万人，但工业只能吸纳100万人，其余1200万人要在乡村工作。他认为，农民创造的财富每年至多80多元，而工人可以创造4000多元的财富，生产率之比为1：50。农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电气化和机械化，需要大大增加化肥，但他认为，缺少资金，缺少积累，缺少物资（钢铁、水泥等），这又是无法实现的。

马寅初认为，应抓紧的是农业小型机械化，但资金何处寻是个问题。当时的中国不能向美国借，不能效法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不能学日本以甲午赔款为工业化的本钱，只能自力更生。中国国民收入水平较低，压低消费，增加积累，就会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不免出乱子。每年新增1200万人放在农村，粮食问题不能解决，劳动生产率不能短时间提高，农民生活需要又要向城市看齐，农民就会有失望和不满，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因此，马寅初认为，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要积累资金，二要控制人口。人少资金多，看来是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条件。

马寅初认为，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他认为，苏联的经验是生产能力的继续增长来自每年技术装备的倍增，中国也应该这样。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积累资金，加强技术装备，同时控制人口。如果不控制人口，工农收入差别愈来愈大，影响工农联盟。从世界以及中国自身的实践来看，农地收益的递减，意味着增加农民收入，只能靠发展非农产业，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只能走城市化道路。固守农业和乡村，农民收入就很难普遍得到提高。只有农村中“隐性失业”的农民数量减少，工农以及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才有望真正缩小。

马寅初认为，获取工业原料，也需要控制人口。他指出：要积累资金，发展轻工业最好，因为轻工业投资少，可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但是，轻工业的扩大建设，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轻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人口不控制，就需要更多的粮食，而粮食影响经济作物的生产，即影响轻工业原材料的生产，直接影响轻工业，间接影响重工业。

而且，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从国外输入。进口数量和农业及轻工业物资出口数量有关。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工还不发达，轻工业原料，大约90%以上来自农业。人口不控制，影响工业化进程。

应该说，在特定条件下，工业化与人口多是有冲突的。马寅初虽然是在论述人口控制问题，但他注意到在资金约束条件下，发展轻工业优于重工业。如果当时中国经济能沿着这条路发展，那么比较优势就可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如果农业科技进步足以解决粮食问题，此间涉及的原料冲突问题也可以解决。

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

马寅初认为，受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限制，如果不能控制人口，实现资金的加速积累，人口增殖会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马寅初认为，促进科学研究需要控制人口。他着重分析科研与生产的关系。他认为，要使中国的科学赶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科学研究一定要在生产要求的压力下，才能加速推进。中国必须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

马寅初认为，中国科学工作条件虽有很大改善，但受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限制，还不能满足开展科学研究的要求，欲达目的，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他还认为，每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向前进，就愈需要其他有关科学的配合。我们要求所有有关生产部门都能按平衡原则向前推进。这有待于更多资金的积累和人口的严格控制。

马寅初注意到实践推动科研发展的事实，注意到科研进步需要财力支持，主要到各部门均衡发展的必要性，但科研进步并不需要靠控制人口。科研进步与人口数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人口的智商分布是均衡的。人口基数大，高智商的能够从事科研的人就越多。人口多，虽会消耗粮食，但这又会促进优秀科研人员基数的提高，对科研事业的发展反而是有利的。相反，人口控制之后，优秀人才涌现的机会也会相应下降。

马寅初指出，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中国地少人多，人口增多，人地矛盾就更加突出。再加上自然灾害，农民收入更不稳定。他认为，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须多兴办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而这有待科技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

中国历来有“粮稳天下安”的说法，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粮食问题从不敢懈怠。迄今，粮食问题仍得到高度重视。粮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内部热议的话题，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争议。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制度改革极大地释放出巨大生产力，育种和化肥的科技进步更是推动了粮食产量的快速增加。中国虽然有一定的粮食进口，虽然有一些耕地在退化，但与此同时，不少耕地抛荒，或本来可以种两季却只种一季，粮食增产能力仍然存在。与马寅初时代的6亿人口相比，现在的中国人口已多出一倍，但粮食供应并没有成为问题。

如何控制人口

马寅初认为，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是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

马寅初基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马寅初建议进人口普查，将计划建立在普查的基础之上。显然，这是对的。没有准确的数据，就不会有针对性强的有效政策。但是，中国人口数据质量一直有很大的争议。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的子女生育数量）就是突出的一个。人口普查意义重大，但怎么处理普查数据，关系到人口政策的选择。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误差调整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人口政策的选择。

马寅初认为，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是实行计划生育。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之所以反对人口流产，理由有四：一是杀生，母体里的孩子有生命权；二是伤害妇女健康；三是冲淡避孕意义；四是增加医生负担。

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所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相比，马寅初的建议是相当“温柔的”，令人有刀“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之感。“人口大流产”的提法反映了控制人口中的粗暴做法，也令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在民间一度成为官民矛盾的重要原因。

违反计划生育罚款也是马寅初所未建议的（他主张对生育两个孩子有奖，三个有税，以奖作税），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罚款就一直是处罚的重要措施之一。罚款名称虽已经变为社会抚养费，但并未改变罚款的实质。

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还依靠诸多其他处罚措施，如对公职人员开除公职等严厉处罚。宣传是人口政策措施很重要的措施。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此。

但是，这种宣传与马寅初的建议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马寅初强调的改变“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社会观念的改变，与现实中的宣传人性味明显不足有着很大差别。在人口转型内在趋势和人口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人口控制效果显著，中国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未富先老”的现实，给中国养老与医疗卫生保障的负担无疑将给未来社会运行带来严峻挑战。现实中，部分大城市有着户籍红利，放开人口限制可以迅速改变老龄化状态，但是，其他地区的老龄化会更严重。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围只能是全局问题，更需要全国联动。

一些被忽略的内容

人口政策的负面效应以各种各样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蕴含着的一些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马寅初认识到，德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促使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比人口增速还快，从而导致马尔萨斯理论基础破产。他还认识到，科学愈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从而一方面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较多的娱乐方式促进生殖率减低。

马寅初多次提到的夏威夷群岛的居民不喜欢多子多孙，虽然有肥沃的土地和大量增加的食品，但是人口并不跟着增加。

科学研究的发展、娱乐方式的增加、对子女观念的改变，都可以成为人口增长问题解决的途径。可惜的是，这些途径在后来的政策选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虽观察到，但采取了较为生硬的做法。

马寅初强调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性仍然有其价值。他认同“马列主义的理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他认为，提高人口的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他担心劳动生产率提高，计算机替代劳动力之后，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怎么办？他更直接指出，人多就拖住技术进展和科学前进的后腿。实际上，人多，只要劳动生产率足够高，人们就可以减少劳动时间，新的生活方式就可能出现，休闲、旅游、游戏等都可以是选择项。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基于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的假设，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在他看来，生产关系已经搞得很好，问题在生产力发展。因此，问题不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发展还赶不上生产关系。实际上，生产关系也有需要调整之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制度改革？

篇幅不大的《新人口论》仍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之处。除了人口理论上的贡献之外，马寅初的学术勇气仍值得后人学习。在争论中，他发出这样的声音：“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想这也适用于所有研究人口理论的人们，摆事实讲道理，人口政策会越辩越明。

人口控制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就不能不思考政策成本问题。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总和生育率已严重低于人口均衡所需，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的形成，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政策的负面效应以各种各样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养老问题将首当其冲，与此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压力也会随之增大，失独家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已引起各方的关注。这一切，都要靠人口的恢复性增长来加以缓解（无法根本解决，只能缓解）。而且，我们还为这一人口政策承担了大量直接成本，包括行政成本、社会抚养费等等。是到了全面放开人口控制的时候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